这三道题中，前两道要求领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名句的意蕴，着眼点在内容上。从选文自身及编者意图来看，这五首诗词曲可算经典，属定篇文。这类选文，叶圣陶先生认为其“内容和形式是拆不开来，你要欣赏它，就得阅读它本身”。朱自清先生认为：“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所获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为思想也就存在语汇、字句、篇章、声调里，中学生读书而只取思想，那便是将书中的话用他们自己的语汇等等重记下来，一定是相去很远的变形。这种变形必失去原来思想的精彩而只存其轮廓，没有什么用处。”当然，由于定篇文的内容和形式是融合的，领会其思想意蕴，必要揣摩其语言形式，这其中必会在内容和形式上均有所得。但内容和形式毕竟不是一回事，在此题极为缺乏语言形式训练的情形下，很难保证学生能够领会诗歌意蕴。朱光潜先生在《谈文学》中说：“从前我看文学作品，援引注意的是一般人所说的内容。如果它所写的思想或感情本身引人人胜，我便觉得它好，根本不注意它的语言文字如何。反正语文是过河的桥，过了河，桥的好坏就不用管了。今年来我的习惯已完全改过。一篇文学作品到了手，我第一步就留心它的语文。如果它在这方面有毛病，我对它的情感就冷淡了好些。我并非要求美丽的词藻，存心装饰的文章令人嫌恶；我所要求的是语文的精彩妥帖，心里所要的字句安排在最适当的位置。那一句只有那一句的说法，稍加增减更动，便不是那么一回事……它需要尖锐的敏感，极端的谨严，和艰苦的挣扎。一般人只是得过且过，到大致不差时便不再苛求。”董文明先生说：“语文教学始终在远离言语的地方蹒跚徘徊，或者刚进入言语的浅处就折道而返，进入到言语的内容或精神层面中去了。”讲的都是同样道理。吕茂峰基于以上两位先生的见解，在《(语文课程标准)对话理论辨正》一文中指出：《语文课程标准》颁发实施之前的语文教材和新课标教材分别将对话重点放在了研究文本表达了怎样的中心思想和让学生言说文本以外的广阔空间上，都还没有触及语文教学的实质，尽管这也是语文教学所必不可少的。他还认为言语在语文课程中有着本体论的地位，语文教学的对话要侧重于言语形式的对话，阅读教学要侧重于读者和作者之间言语形式的对话。否则，我们的语文教育无论喊着多么时髦的口号，也改变不了“低、慢、差、费”的现实。这无疑是真知灼见。

接下来看上文的第三题。这道人文性很浓的开英雄人物故事会的题目正是为了迎合综合性活动的新理念而设计的。在上述两题设计不太成功的前提下，匆忙将学生的视线由小语文引向大语文，合适与否不言而喻。不妨再看一下九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该单元是为落实新课标关于批判性阅读的理念而设计的。可以说，开始强调批判性阅读，将学生的阅读姿态由传统的鉴赏者姿态引向解读者姿态，是符合时代精神的一大突破。但在该单元的练习系统中，大多数仍旧是一般理解性的甚至还是欣赏性的题目。即使是引向课外要学生讨论的开拓性题目，也是预设好的，暗示性很强，要学生在坚持原文观点的前提下去引申、发散。极少数的批判性题目(如《短文两篇》课后关于“不求甚解”这种读书方法的第三题)不仅太难(涉及到解读学中作者理论和读者理论两种阅读姿态的争论)，而且不提供任何工具性支撑。这在八年级上册第四单元《奇妙的克隆》一文的练习题中也有所反映。该课课后第一大题的第二小题是这样的：

“克隆鲫鱼出世前后”一节的说明顺序是什么?为什么不以时间的先后来写“克隆实验”呢?文中这种安排有什么好处?

对于这一节的说明顺序，在编者不提供任何批判性阅读知识和方法的提示的情形下(事实上编者自身也未对此进行过认真的批判性解读并要求学生也同样用传统的鉴赏性阅读姿态来阅读)，学生即使有些批判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恐怕也会因其失去了对工具的附丽而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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