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侠是我国最早主张课程论从教学论中独立出来的学者之一，他在《课程论》一书中，强调要处理好“统一要求与适应差异的关系”，并且预测了“将有多样化的课程，适应多样化的需要”这一重要趋势[1]。其他一些课程与教学论专家在这一问题上也有所涉及。不过，在整个1980年代，对于课程多样化的理论与实践探讨，大多都是在统一的中央集权机制前提下进行的，其间人们还很难有“校本”的概念。真正进入课程开发的机制层面来探讨课程多样化的问题，大致上是1990年代的事情。

 1990年代以前即对学校一级的课程开发进行过论述的课程论学者是不多见的。王伟廉在《课程研究领域的探索》一书中曾对“以学校为基础的课程改革”作过简单的介绍[2]，可惜未能展开，认识也流于泛化。钟启泉则较为明确地觉察到学校一级课程开发的意义，他在《现代课程论》一书中指出，“‘课程开发’有不同的层级：国家一级的，地方一级的，学校一级的。这三者的关系各国是大不相同的。不过，今日的一般趋势是，学校在课程开发中起着创造性的作用，开发的主体是第一线的教师。这是对以往的中央集权型课程编订的批判。”“……课程不仅要有国家一级的开发，还要有扎根于学校的以学校（教师）为主体的课程开发。”[3]

 1990年以后，一些课程论学者纷纷认识到学校的课程开发和课程管理权限问题的重要性。吕达在《独木桥？阳关道？——未来中小学课程面面观》一书中提出中小学课程的三级管理构想，主张中央、地方和学校各司其责。[4]廖哲勋在《课程学》一书中提出了类似的见解，主张按照等级结构组成全国中小学课程管理系统，全面发挥中央、地方和学校三级管理的积极性。[5]崔相录在《今日发达国家教育改革导论》一书中对以学校为基础的就业教育课程的模式进行了介绍，并对学校一级的课程开发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认为“课程的开发是在中央、地方、学校三级水平上进行的。其中，学校是基础。”[6]还有不少学者加入到探讨课程管理体制改革的行列中来。

值得注意的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学者群在课程开发与管理机制变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引入“校本”观念，大大地深化了人们对于课程机制变革的认识，为突破中央集权课程机制一统天下的认识局限、推动课程多样化的进程找到一个重要的支点——校本课程开发。这个学者群不但显示出在课程机制变革上的理论新思维，而且与上海及周边地区的课程教材改革实践保持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不少学者亲自参与了其中的课程教材的理论设计与行动研究，对课程教材改革的实际有着深切的体认。

钟启泉在对上海课程与教材改革“二期工程”提出建议时指出的三项艰巨任务中的第一项便是，精心组织“以学校为基地的课程开发”，使新生的课程教材在这种开发过程中不断完善、充实。[7]他在《从“筛选型课程”到“普及型课程”》一文中，引入和介绍了“学校本位的课程开发”概念[8]，并在其新作《课程设计基础》一书中从课程研究方法论的角度对“学校本位的课程开发”进行了阐述。[9]

施良方认识到，“我国多年来一直采用全国统一的课程计划和统编教材，教育工作者往往习惯于思考如何尽可能忠实地反映课程设计者的意图，并根据教材要求组织课堂教学。可能这也是多年来我国重教学理论，轻课程理论的原因之一。”[10]在谈到课程编制过程需要注意的问题时，主张“让教师、学生更多地参与课程决策、审议”[11]，认为“教师参与课程设计的课程改革将会成为一种趋势”[12]。他还与崔允漷等学者身体力行，同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进行合作，开展“校本课程开发”的专题研究，并取得阶段性成果。[13]崔允漷有感于我国课程革新现状，主张学科专家、课程专家、社区教育代表、教师与学生等多方参与课程决策，并对教育变革中的课程意识与创新精神发出了呼唤。[14]他在《略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改革方向》一文中，对“以学校为本”的理念进行了澄清，并对校本课程开发中的课程政策问题提出了建议。[15]

叶澜领导的“面向21世纪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通过行动研究将“新基础教育观”融入学校的教育哲学思想，参加试验的中小学按照新教育哲学思想对其主要课程进行了校本化改造，对教学内容和教学大纲进行结构性调整和补充，把知识结构和方法结构同时纳入课程设计之中，并将“两类结构”的学习和运用作为课程教学的重要任务，从而实现了课程教学的重大变革。特别是，小学思想品德课程则完全进入了校本开发的轨道。[16]

陈桂生、黄向阳在无锡扬名小学与小学教师进行德育情境教材开发的合作研究，也是校本课程开发的个案。陈桂生在《关于“三级课程”问题》一文中指出了实施校本课程必须注意的前提性问题，认为“在中国既要改变基础教育课程‘统得过死’的格局，又不宜贸然实行‘校本课程’，把‘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提上日程，是果断而又稳妥的决策”。他的这一思想在其论文《何谓“校本课程”》中得到进一步的阐明。[17]

此外，洪光磊、张华、李雁冰等对“学校本位的课程开发”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介绍。[18]吴刚平、沈兰、鲁艳、周军、杜萍、付建明等则对校本课程开发的特点与条件等方面进行了理论探讨和政策解读。[19]

[1] 参见陈侠著《课程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16-318，365-367页。

[2] 王伟廉编著：《课程研究领域的探索》，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15-218页。

[3] 钟启泉编著：《现代课程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25-349页。

[4] 吕达等著：《独木桥？阳关道？——未来中小学课程面面观》，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7-271页。

[5] 廖哲勋著：《课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8-339页。

[6] 崔相录编著：《今日发达国家教育改革导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140页。

[7] 钟启泉：《当前上海课程教材改革之我见》，《课程研究》1996年第2期。

[8] 钟启泉：《从“筛选型课程”到“普及型课程”》，《教育参考》1997年第2期。

[9] 参见钟启泉主编：《课程设计基础》，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1页。

[10] 施良方著：《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页。

[11] 施良方著：《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0-331页。

[12] 施良方著：《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页。

[13] 参见朱士雄、崔允漷等：《校本课程的研究与实验》，《课程·教材·教法》1999年第2期；崔允漷：《从“选修课和活动课”走向“校本课程”——“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本课程个案研究”》、朱士雄：《校本课程开发的探索与思考》、泛舟：《个性在“校本课程”中生长》，《教育发展研究》2000年第2期。 

[14] 崔允漷：《课程意识与创新精神》，《教育参考》1998年第5期。

[15] 崔允漷：《略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改革方向》，《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9期。

[16] 参见叶澜主编：《“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报告集》，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17] 陈桂生：《关于“三级课程”问题》，《教育参考》1999年第4期；《何谓“校本课程”？》，《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9年第4期。

[18] 参见洪光磊：《“学校本位的课程开发”述评》，《外国中小学教育》1996年第3期；张华：《“实践的课程模式”及其应用研究》，《外国教育资料》1998年第5期；李雁冰：《追寻主体性：西方典型课程理论模式的旨趣》，《外国教育资料》1998年第6期。

[19] 参见吴刚平：《校本课程开发的机遇与挑战》，《教育评论》1999年第1期；《校本课程开发的特点与条件》，《教育研究与实验》1999年第3期；《校本课程开发活动的类型分析》，《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11期；沈兰：《课程权力再分配：校本课程政策解读》，《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9期；崔允漷、杜萍：《校本课程开发：辩护与批判》，《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11期；鲁艳：《校本课程：概念必须正确理解》，《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12期；周军：《试论影响校本课程开发的因素》，《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12期；付建明：《校本课程支持策略的探讨》，《教育发展研究》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