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压力是一个幌子

——访中央教科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程方平

编者按：
    曾有学生说：“减负、减负，负负得正，不如不减。”在学校采访，问及补课，经常听到这样的解释：“现在别的学校都在补课，我们不补就吃亏了。”甚至有老师称，现在的教学活动已经不是脑力劳动，而是体力劳动，只要体力好，多占时间补课，多给学生布置作业，不愁教学成绩出不来。很多人把矛头指向了中考、高考，认为正是巨大的考试压力导致了残酷的应试训练。也有人对此持不同看法。

在学习方法的指导上，教师做得还很不够
   
    中国教师报：中小学加班加点，抢时间拼体力这样的情况，您了解吗？
    程方平：这是一个存在久远的问题，当然很熟悉。我去过一些学校，看到学生都在那里背，背什么的都有：背历史、背英文、背政治；教材在背，试题也在背，甚至还有背演算过程的，一遍一遍地背，背得很残酷。
    中国教师报：我们在采访中也与教师讨论过这样的问题，很多教师认为，这样的训练效果非常明显。
    程方平：这样教只是帮助学生解决了一时的问题，但对学生一生来说，这个效果可能是负影响。负责任的教育应该让学生一生受益，要教给学生各种方法。一个公式或者原理，只是简单地告诉学生内容，既不讲变化也不讲对立面，学生可能容易记，但这种记忆是支离破碎的。不把知识放在系统中、变化中来分析，知识与知识的联系没有建立起来，这对学生的未来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但是很多校长和教师对这些现象却缺少必要的关注和思考，特别是中学的校长和教师，基本上是这种情况：有提高分数的办法我愿意来听，花钱也行；你若讲道理讲方法什么的，免费都不愿意来。
    中国教师报：是不是名校的教学情况会好一些？
    程方平：好的学校，按说教师水平更高，但事实上据我所了解的情况看，基本上也还是按照对付考试的方法在教学生。名校学生很多自习能力非常强，在上课前已经能把握教材中的不少内容，有的学生甚至在开学头两个星期就自习完教材了，教师只是给学习能力相对薄弱的学生在讲。因为优秀生的时间比较充裕，所以名牌学校的教师是最早编校本教材的，而且很有市场。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很多名校的教师没有把有限的精力放在高中的课改上，只有部分的教师对课改感兴趣，实实在在地研究探索。
    中国教师报：新课改是否对改变这种状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程方平：现在新课改已经全面铺开了，但我的感觉，学校在学生的学习方法指导上做得还很不够，很多学校和教师还是在拼时间，搞题海战术。现在有人抱怨新课改加重了师生的负担，其实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
    比如地理的学习，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通过图形认识事物，通过图形来记忆，建立联系。史地不分家，学习地理可以与历史结合起来；地理的很多描述与中文结合，经济地理又可以与数学统计联系起来。这样的学习是减轻负担的，而我们原来采用的办法都是单科独进的，用这样的办法进行教学，新课改是没有出路的，增加负担也是必然的。
    目前，其他国家在理科学习方面用科学课统合，在文科学习方面用社会课统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值得我们借鉴。在这方面，教师的能力和素质都很关键。

急功近利让学校和教师无暇顾及学生的未来
   
    中国教师报：很多教师说，面对中考、高考，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家长向我们要分数，校长要分数，我们只能这样子。
    程方平：这是一个幌子。中考、高考是一个坎，这是社会现实。但迈过这道坎，难道只有死记硬背，只有用这种僵化的学习方法吗？社会、家长要升学率，这也没有错，但要讲方法。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更好的路子？各学科的教学，都是多样化的，为什么不能因材施教，因材引导？比如，高一入学初，学校能不能拿出一个星期的时间，专门给学生讲一讲如何进行高中阶段的学习，像记忆的方法，考试的方法，等等，都应该教给学生，让学生学会学习。为什么很多高中学习优秀的学生，到了大学就不行了？原因可能有很多，不懂学习方法，不会自觉学习，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这就是中小学教学的一个失误。
    我们的学生在小学阶段就形成了很不好的东西，过分迷信教师，迷信教材，学生提出的问题基本都在枝节问题上，比如会有学生指正教师念错了一个字，但对学科知识的探究质疑就很少。说了正方反方，就不再思考还有没有第三方、第四方，在头脑中有一个简单化的框框作怪。
    现在急功近利的东西太多，大家都贪图一时之功，教育也很浮躁，这很危险。
    中国教师报：道理可能大家都明白，古代就有“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之说，可是减负还是那么难，很多教师似乎还是愿意抢时间、多讲课、多布置作业。
    程方平：这也是事实。刚才我也说了，这种情况不仅在普通学校存在，而是许多名牌学校的校长也不愿意改。因为学生和教师都是按过去的模式培养起来的，按原来的方法教最省事，不用培训教师，学生接受也快。但他们没看到真正采用了科学方法后提高学习效率的那些方面，也不愿意尝试。
    这几年因为引进国外教材，有人发现问题了。比如匈牙利、英国的高中教材，内容看起来很浅，可是却培养出很多高水平的数学家、物理学家，还有不少人获得了诺贝尔奖。教材很浅，但没有影响学生日后成为名家，这是什么原因？国外学校非常重视学生掌握关键的原理公式，会通过各种方式强化学生的理解和记忆，而不是简单地让学生背论证过程或粗浅地应付各种偏题怪题。他们在教学过程中会给学生留下很多空间，让学生感受和消化。我们呢，从小学开始就布置大量的作业，而这些作业又有很多是简单重复的。学生花很多时间、精力完成大量机械重复的题目，真正重点的东西反而被淹没了，得不到强化。
    校长和教师的素质不够，正好有中考、高考压力，所以就有托词。
    中国教师报：是不是“授人以渔”难度太大？
    程方平：要教给学生方法，减轻学习负担，这是常理，并不是整个未知世界都需要我们通过实验探索来了解，许多人已经按这条路走了。以我个人经验来说，我是1977年考的大学，当时我的数学和外语都不行，只有文史是强项。复习时间只有一两个月，怎么办？我和几个朋友把知识做成对照性的表格，相互传看，这是一个非常高效的办法。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所长，相互帮助，就是现在的小组合作学习啊。
   
教师转嫁压力的双重原因
   
    中国教师报：可是，现在相当多的学校，特别是中学在进行月考甚至周考。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教师担心自己重视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会不会磨刀误了砍柴工？
    程方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首先，现在学校和教师的确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压力。教改风险很大，因为谁也不能保证实验探索能够百分之百成功。因此，学校也好，教师也好，可能都有求稳心理，失败不起。万一升学率降低，校长可能就当不上了，教师的奖金甚至饭碗都没了，这是既得利益的损害。但是，教育界的人应该了解学生世界，为学生的未来负责。从总体上看，我们现在的教学还是把学生当作机械化生产的产品在教，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换一个角度来说，同样的背景之下，为什么有的学校，有的教师教改很成功，像山东的杜郎口中学，因为这些学校和教师找到了一条在现有体制下发展的路子。所以，办法总是有的，关键是看你愿意不愿意，有没有这个能力和魄力。
    现在大家都很务实，本来这是好事，但是在基础教育领域，务实过多地被歪曲引导到死记硬背、题海战术的误区上了，而不是在创新上下功夫。
    中国教师报：所以，很多学校和教师就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用老办法对付新形势，万一考砸了，还可以说：“你看，我都这样还考得不好！”
    程方平：对！所以说，现在学生学习压力过大，相当一部分的责任在于社会环境压迫学校和教师，学校和教师承受不了，又把这种压力转嫁给了学生。
    中国教师报：能不能这样说，教学效率低，教师压力大，核心的因素，还是教师的能力水平问题？
    程方平：不能简单地、抽象地来说教师行不行。这不仅是教师的问题，也有校长的问题，教育局的问题，更是教育评价和社会评价的导向问题。一方面，现在教学中很多问题的确是与教师素质不高有关系，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教改风险太大，完全要教师个人承担是不现实，也是不公平的。

一线教师应该充分利用自主改革的空间

    中国教师报：谈了那么多，您认为基础教育的出路在哪里？
    程方平：出路在于改革。教育改革家跟经济改革家一样，如果有一种求稳妥怕失败的心态，干脆就不要改。但改革一定要慎重，在改革之前，要把存在的各种问题分析透彻了，哪些是经济上的原因，哪些是思想上的原因，哪些是方法问题，哪些是评价问题。问题诊断清楚后，制定的改革措施才会更加有效。
    具体来说，一方面，我们的高考、中考从命题到判分都要改革。如果猜题、押题、背题还是对付考试的最佳良方，那么教改就不可能深入。我期待新课改在这方面能有所突破。另一方面，对学校和教师的考核标准应该改革。虽然这几年一直在说不能拿考试成绩作为衡量学校和教师的唯一标准，但事实上，这个工作一直没有真正突破。考试指挥棒和评价体系不改，教改风险太大，学校和教师承担不起这个责任，最终大家就会按部就班，沿着老路一起走下去。
    再一个，教师的发展过去都是个体发展，单打独斗，风险比较大。如果变成集体发展，同伴互助，教师群体一起探讨解决问题，做实验性的尝试，压力分担，责任分担，就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探索性的东西很难一下子做成功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应该有相关的特殊政策，要扶植几个典型，给予有效的支持。
    中国教师报：这些问题很多是属于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可以说更上一层管理部门的职责范围。从学校和一线教师的角度来看，他们又能做些什么？
    程方平：这涉及到校长和教师的认识。如果教师没有探索的心态，他的教法就是死板的，只能按教材教辅教学生。如果校长和教师有教改的愿望，就可以带着问题去求教专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探索。
    比如，我们给学生布置的很多作业是浅层次的、知识零碎的训练，与未来的高水平的学习和工作生活不相适应。那我们能不能改变一下作业方式。把每个学期平时的小作业减掉一些，给学生布置一个大作业，让学生调动各种知识储备，运用各种社会资源，集体协作，共同完成。
    教学中，还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有些教学内容，可以让学生、家长、社会上的行家来教，比如请一位家长，让他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用更加生活化的方法教，效果可能会更好。
    知识的学习是多样的，不是只有一个节奏或者一种形式，总是坐在那里背书、做题，心理上容易疲劳。重视学习的方法，有阅读，有写作，有实验，有讨论交流，还举行各种活动，这样的学习才是高效率的。在澳大利亚，不少高中开设话剧课，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得到多方面的锻炼，发展比较全面，这些经验我们都可以参考。
    总之，路子是非常多的，但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能形而上学。比如，过去曾争论过教学应该以教师为中心，还是以学生为中心，现在普遍的主张是以合作为中心，师生互动。事实上，可能在某个阶段某个知识点学习的时候，需要以教师为中心，而在另一个阶段另一个知识点的学习的时候，则应该以学生为中心。知识和能力，以谁为主，也是有阶段性的。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用辩证的眼光看问题。
    教改不是切断历史的革命，而是在历史的基础上的不断完善和扬弃，不能走极端。比如，死记硬背是不对的，太强调记忆，强调规范，这对民族创造力会有影响，但记忆肯定是需要的。这方面，我们曾有过误区。我个人主张，可以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逐渐渗透一些改革的东西。
    另外，教师必须率先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大学四年专业训练，对一个教师来说是远远不够的。科学前沿的东西是对经典的修正，很多教师没有关注，因此讲课时只能按照传统的思路和方法。这是不适应教育发展要求的。
   
要激励教师的改革热情
   
    中国教师报：改革总会有风险。有人说，孩子不是小白鼠，不能拿孩子做试验品。对此，您怎么看？
    程方平：学生不是小白鼠，这当然没错。但是，我们要清楚，传统的精英教育是以牺牲百分之八十的学生为代价的。换言之，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多数学生本来就是在“陪太子读书”。如果不改革，更多的孩子也许还不如小白鼠，而我们的教改实验会使这个比例大大缩小，会让更多的孩子受益。要让家长们认识到，社会的进步和教育的进步是会为他们带来益处的，但其伴有的风险也需要家长和社会一起来分担。再者，教师都是经过学历考试过来的，还是学了不少东西的，如果对教师一点信心都没有，那就什么也做不成了。
    只要经过认真分析论证，有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理论支持，就可以做一些教改试验。即使有一定的风险，也并不是很大的，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还可以根据情况灵活变通调整。我个人认为，有的时候，在很难对家长讲清楚道理的情况下，只要对家长说明我们在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就可以了，很深的道理让专家们去说。
    当然，有些事不能做得太简单化。比如，有的学校，一说教改，就不给学生布置家庭作业了，让学生放手玩；有的教师一听要重视课堂生成，就不备课了，这都是不负责任的消极做法，是对教改的歪曲。家长们对这样的教改当然是不满意的。
    中国教师报：现在似乎没有多少教师愿意主动冒险改革。当年经济改革中曾流行一句话，“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现在的教改与其有相似性吗？
    程方平：在一定程度上讲，大背景没改，改革的风险相对过大。教师缺少教改的主动性，主要责任不在教师个体。曾经有一句话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教师。”我觉得应该加一句，没有不会教的教师，只有对教师缺少正向激励的政策。我们原来对教师的激励是很有问题的，我们的政策是把教师往保守、懒惰这方面引导。比如说，前几年山东青岛有个语文教师王泽钊，统编教材他几周就上完了，然后就给学生讲自己编的教材，效果非常好。他冒了风险，走出了一条路子，学生很感谢他，但他却被当成另类，学校也不敢大张旗鼓地表扬他。如果校长把他当典型大力表彰，区里通过剖析他的成功经验调整教学管理和教育政策，这样，导向作用就明显了，可能就会有一批教师自觉向他学习，走上教研之路。
    但是，现在各地对教师的考核或激励往往都是要求教师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在考试中取得好的名次。至于通过什么方式，则不在关注之列。很多的评价都是形式主义的，还是按照传统的稳妥的原则来要求教师。教师冒了风险，付出了心血，可能既得不到鼓励，更得不到指导，甚至出了成绩，领导也不敢过多地肯定。如此一来，很多教师就不可能有教改的积极性。现在新课改已经铺开，我看许多地方还是“穿新鞋，走老路”，可能在公开课、观摩课上作一回秀，平时的课堂与以往相比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有的教师甚至还是靠押题猜题在成名获利。四平八稳教出来的学生，你说是教师的功劳还是学生的功劳，我看很难说是教师的功劳。
    这些背景性的东西，影响了很多教师的抉择，也影响了很多奇特人才的发展。所以，要使教师、家长和教育管理部门以及全社会都认识到，“不改革是等死”，只有改革才会有希望，并使这种意识形成强大的舆论，不再造成“改革是找死”这样的悲剧。
    中国教师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教学问题其实还是一个表层的现象问题？
    程方平：对，教学问题的背后是对教育的理解。科教兴国，教育是一个统率精神的东西。如果只是单纯谈教育，没有把教育当成社会发展运行机制激活的部分，这个教育是不会被重视的。有些地方政府把教育当负担，对教育支持的力度是很不够的。应该有更多的人真正认识到教育是提高民族整体素质的关键。

   新闻回放：
    2月27日，一位网友在搜狐网“我有问题问总理——2007全国两会报道”专题中写道：敬爱的温总理：我是一位高中教师，在高三任课。我越来越感觉身体吃不消，上晚课和假期补课几乎没有休息时间，我和家人一周只有一个晚上共进晚餐。学生和教师都不情愿补课，那为什么不能禁止呢？我希望温总理给予关照！祝您身体健康!（相关链接http://news.sohu.com/20070227/n248388760.shtml）
    同一天，新华网重庆频道报道，从2月26日起，重庆中小学将执行《关于切实严格执行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通知》，有教师拖堂、擅自设立“午自习”、学生课外作业超过1.5小时等行为的中小学，其相关负责人将被追究责任，受到严肃处理。（相关链接http://www.cq.xinhuanet.com/news/2007-02/27/content_9370772.htm）

   程方平，男，1956年生，北京人。1975年到中学任教，1981年进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在教育史研究室、教育情报室、高等教育中心、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工作，1988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1992年后曾任多年的中小学校长，1999年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2002年被选为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著作有《教育情报学简论》、《新师说》、《希望从这里升起：中国的学校儿童教育》、《中国教育史》（合著）、《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合著）《中国教育问题报告》（主编）等。